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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屆中國地方政府治理高層論壇上的緻辭
時間:2019年08月29日    作者:張大衛

 

2019年8月27日

 

尊敬的劉強書記,尊敬的張宗益校長,尊敬的各位領導、專家,老師們、同學們:

大家上午好!

祝賀重慶大學九十華誕!祝賀首屆“中國地方政府治理高層論壇”開幕并預祝圓滿成功!在重慶國際智博會召開期間舉行這一論壇非常有遠見,也非常有智慧。昨天,我在現場聆聽了總書記對智博會的賀信和劉鶴副總理的重要講話,很受教益。今天下午,我在智博會人工智能産業發展合作論壇上還有一個發言。發言時,我會特别強調加快構建有利于政府服務、包容審慎監管的法律法規體系,以保證人工智能産業健康發展問題。

這就涉及到政府治理。

我們知道,人工智能的迅猛發展,既會強力拉動經濟增長、促進社會進步,同時也會給人類帶來隐憂和恐懼。這是從人們看到“深藍”和“AlphaGo”打敗人類頂尖棋手那一天起就開始了。當人類所制造産品的能力,異化到超過我們自己的智力時,我們應該認識到,如果不做好準備,我們遲早有一天會變成被這個新朋友所控制的可憐蟲。所以我們必須加強治理,必須對其發展中可能遇到的問題進行預判,對其發展的軌迹進行可控的科學設計,确保人工智能技術和其他科技革命的成果,在促進社會創新、發展、進步的同時,不突破人類道德倫理的底線,不對社會健康發展的良序造成破壞性的沖擊,使科技向善成為永恒的法則。

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确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标。作為地方政府而言,更要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圍繞治理能力和體系現代化,不斷深化改革,着力在改善治理方式,刷新治理内容上下功夫。今天就這兩個問題,談一點自己的看法。

(一)在改善政府治理方式方面,主要是堅持依法施政,促進政府施政的科學化、法制化、民主化。

最近幾年,中央緊緊扭住轉變政府職能這個“牛鼻子”,着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強力推進政府“放管服”改革——即簡政放權、包容審慎監管、以優化營商環境為重點持續優化政府服務。“放管服”改革有三個突出的特點:一是以上帶下,以下促上,上下互動;二是中央支持地方搭建了許多綜合改革試驗平台,形成了一批制度創新的高地;三是鼓勵基層和市場主體的創新行為,形成了全民創業創新創造的熱潮。目前,放管服改革已深入人心、深入民心,并産生了良好的社會效益。舉三點為證:

(1)從2013年至2017年,國家政府部門行政審批削減了44%,中央政府層面核準的企業投資項目減少了90%,行政審批中介服務事項壓減74%,中央政府定價縮減80%,非行政許可審批被徹底終結。中央放權後,也帶動了地方審批項目的大幅度壓減。我自己也關心了一項審批權的改革——即物業服務企業資質認定。按照當時的有關規定,住建部管物業管理企業一級資質,各省住建廳管二級資質,省轄市住建局管三級資質。企業的水平和能力應該由市場決定的,業主把自己的資産管理交付給誰,也應是一種市場的行為。這項現在看起來不可思議的審批,被住建部于2018年2月12日主動廢止了。

(2)在減少行政審批的同時,國家及時推進了立法和修法工作,地方政府也積極開展了類似“最多跑一次”、“一網通辦”、“多證合一”等政府管理創新。這些立法和行政改革措施的持續發力,有效推動了全國營商環境的改善。據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中國營商環境總體評價,2013年度到2016年度前移了16位,而2018年則比2017年提升了32位。這其中,企業開辦提升65位,獲得電力提升84位,辦理施工許可提升51位,保護投資者上升55位。國家近年來強力推動的證照分離改革,也将為我國營商環境改善提供強力的支持。

(3)由于中央強調各級政府對市場的監管必須堅持包容審慎的原則,中國掀起了“雙創”熱潮,新技術、新産業、新業态、新模式蓬勃興起:微信、支付寶、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移動互聯網、物聯網、工業互聯網、網約車、電商、跨境電商、快遞、外賣,還有數不盡的“互聯網+”、“智慧+”、平台經濟等業态。它們依靠國家建立的強大的信息基礎設施,依托中國廣闊的市場取得了市場定義權,形成了龐大的産業規模,成為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的主導者,構成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在引領中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有力保證了經濟轉型期的充分就業。

(二)在刷新政府治理内容方面,主要是圍繞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面向未來提供更多的新供給、新服務、新管理。

黨的十九大提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政府就是要通過科學有效的治理,來促進發展的充分和平衡。我曾擔任過七年的副省長職務,當年我們工作的重點,主要是放在促進增長上,放在提供更多的基礎設施和公共品上。但現在政府治理的重心和高度關注的領域有三個新的特點:一是随着發展方式的深刻轉變,即由增長主導的發展轉向發展主導的增長,使政府治理更加重視社會價值目标,更加重視生态、環保、就業和民生福祉等有關領域;二是在經濟領域更加重視新動能的培育和新舊動能的轉換,以保持發展的持續性。在補供給短闆的同時,也同時注重挖掘、釋放新的社會需求,以拉動增長;三是更加重視社會危機管理和各種風險的防控。

當前,地方政府在治理層面需要做的事很多,也仍然面臨不少難題,如扶貧攻堅、環境整治、城鄉融合、鄉村振興、财政負擔、市場監管等等。處理這些事務,有些可以依靠傳統路徑、傳統辦法去做,有些簡單靠調動人、财、物資源則不一定能辦好,解決問題必須靠治理的改革和創新。舉四個例子:

1.數字化改造。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已深刻影響到人們生産生活的各個方面,地方政府也面臨着推動經濟數字化、産業智能化、城市智慧化的巨大任務。但真正把在各個領域領先的、成熟的數字化、智能化技術應用好,則既要靠市場競争和市場選擇,也要靠政府的統籌整合。這就需要政府有數字化、智能化的知識,需要有類似過去所謂工程總承包那樣的社會組織,有對各種城市和産業場景非常熟悉的設計者。我兩次參加重慶國際智博會以後,才對工業互聯網有了比較清晰的、全面的概念,什麼結構性數據、半結構性數據、時序數據,我們城市的管理者如果不清楚,很容易在選擇技術支持時走了彎路。

2.城市更新。我們的城市需要不斷改造以煥發生機和活力,大的包括智慧城市、智慧交通建設,小的包括老舊社區的宜居化改造等等。總體上看,更新應有這麼幾項内容:一是提高城市戰略規劃和空間規劃的創造力、引領力,為城市設計好走向未來的方向和路徑;二是推動城市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公共管理的現代化,以提升城市的品質;三是改善城市的生态環境,挖掘和培育城市的文化内涵,使城市更加宜居、居民更加有歸屬感;四是降低城市居住、出行的成本,避免過高的生活成本對産業和就業人員産生擠出效應,使城市的集聚效率能轉化為居民的福祉,成為“低商務成本、高品質生活”的新型城市。

3.工作性質變革。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新科技革命帶來的産業變革,必然會沖擊現在的就業結構,重塑未來的就業市場。一方面,産業智能化、數字化,必然會使一些産業流水線上的崗位被替代。另一方面,制造業的服務化和新業态、新商業模式的出現,又會創造大量新的工作崗位。同時,因少子老齡化社會問題的影響,人力資源的供需之間也面臨新的平衡。這其中,政府要考慮的是怎樣在推動就業結構調整和改善的同時,使那些需要變換職業崗位的人能順利地、有尊嚴地實現過渡。目前各地正在強力推進職業教育和再培訓計劃,應該堅持把這件事做好。就業事關最大的民生問題,就政府責任而言,最根本的還是要通過發展,來創造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和崗位。

4.老齡化問題應對。中國社會的老齡化形勢非常嚴峻。與發達國家比,我們有三個突出的特點:一是老齡化和前期人口政策的後期效應兩碰頭,呈現出典型的少子老齡化社會特征,總人口中适齡勞動人口的比例急劇下降,人均贍養人口的比例急劇上升;二是未富先老,當前我國老齡化程度的人均GDP水平,隻相當于日本老齡化同期水平的38%左右;三是受到農村勞動力快速轉移、城市獨子化等新倫理問題的沖擊,我國傳統上依靠“孝道文化”和家庭倫理支撐的養老機制,面臨解構的威脅,如不能有效解決,将對經濟增長和社會和諧穩定産生嚴重的影響。各地各級政府必須抓緊拿出一系列管用的措施,化解這一矛盾。重慶老齡化程度也比較高。據2017年統計數據,在與其他國家中心城市和港澳深杭等城市的對比中,重慶65歲以上人口的比例與上海相同,僅低于香港。重慶是國家長期護理險試點城市,也是“互聯網+”和健康養老事業發展比較好的城市,相信能夠創造出可複制推廣的經驗,供其他城市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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